“好了好了！”我推开她“去把窗帘拉上。”

“可别、可别…”黑惊恐的模样，随即又笑喜嘻地说“北京人说，上实行‘愚民政策’，咱们下就实行‘愚君政策’；反正是‘丫亭’的哄我，我哄‘丫亭’的！谁跟谁也没实话！”

笑着说：“你看得这样透，那我就照你的话写，保证是篇好批判文章。”

“不值！”我说。

“他妈的！”我摘下耳机，疲倦地把收音机扔在炕上。

我摇摇，苦笑着说：“我们生活得很艰难，但却很方便，一切都给我们准备好了，我们连脑都不用动。”

我很快就把五张批判宋江的文章抄好了。黑眉开笑地拿起他们夫妻的两张：“行！嘿，你们听这词儿：‘把批宋江同农业学大寨，定不移地向贫下中农学习结合起来。’真他妈有你的！老章。给，大嫂，这是你们俩的。赶明儿，我得好好向你们‘哑’学习哩，他才是真正的贫下中农…”

结果，我非常失望。

黑把一只脚踏在板凳上，颇为自得地宣称：

客人们兴兴地走了。她把饭端到餐桌上，颇自豪地说：“你写得真快！要叫别人写，起码要憋上两天。”

她缠着叫我猜了半天，但我怎么也猜不着。鬼才知女人肚里的样！在我到无聊而又无趣的时候，她才从箱里面拿来。

“你跟我说过。”她趴在我肩上，不看收音机，却看着我。“你跟我说过的话你自己都忘了，可我一直放在心上…”

“你看，这是啥？”她笑着举起纸盒。“黑于说要一百多块钱，你说值吗？别让他给咱们坑了。”

“没有德的日好过！有德的日不好过！”

“唉！”我提起笔，边说边写。“‘文化大革命’，首先搞坏的倒不是国家，而是败坏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德。这可是要遗祸好几百年的事！”

原来，她托黑去北京给我买了一台半导收音机！

“值、值！”这是她的唯一一件叫我喜望外的事。我连忙拆开包装。“你看，这是三波段的，还有拉杆天线，带耳机…太好了！你怎么想起来的？！”

确实是这样！

西方那些不缺吃、不缺穿的洋人，在这三十年里似乎并没有什么长，并没有成熟起来。这个庞然的机人，和饱经犹患的我们相比，和在苦难中成长起来的人相比，他的政治智慧不过是幼儿园平，对在东方玄学指导下的神秘主义的政治，对在这政治环境中造成的人们的曲里拐弯的心理和曲里拐弯的表现形式，他们茫无所知，就象中国老百姓不能理解一个国总统只因偷听了别人的谈话便被轰下台一样。他们评论中国的事态，只会从现存秩序发行所谓客观的报导，而这客观恰恰是最表面的现象，还不如黑和曹学义认识得刻。可是，北京的中央台今天的广播却透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一篇署名“池恒”的文章——《结合评论济，学习理论》里说：“投降派，投降主义路线，历史上有，现代有，今后还会有。”这个“今后”就绝不是无的放矢…

“咋啦？”她在我边翻了一个，迷迷糊糊地问我。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音机就和“特务”与“反革命”联系在一起。这意识渗到每一个人的神经细胞，凡是拥有收音机的人家，都会引起别人特殊的警觉。一个小小的黑匣，不可测，里面藏着一个罪恶的世界；光明的、革命的世界只存在于一天播三次音的大喇叭里。除此之外都是谎言，都是鬼的咒语。但科学技术不断地突破森严的国界，突破不可逾越的意识形态的界限，用看不见的无线电波把世界牢牢地网罗在里面。把支离破碎的土块箍成一个整。我激动地装好电池，拉天线，上耳机。在这一瞬间，我自己都有一犯罪的觉，尽我认为收听广播并不是犯罪——既然自信真理在握，为什么害怕人民听到谎言——可是我的手指仍然抑制不住地颤抖，在齿盘上寻找一个个波段。电波穿过太平洋、地中海、红海的上空，越过喜拉雅山的最峰，带着暴风雨的沙沙声传到我的耳鼓。这一晚上，我一直听到所有的华语广播结束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