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间还得是我们真真正正地想改变，真真正正地想这么。”

舒晴笑了，说：“我喜这样的畅所言，再次声明，我只是了解和探讨，绝不写成书面的文字。我一个小小的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员，既然不能女娲补天的大事，最起码也能到杞人忧天吧，或者因为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吧。”

舒晴说：“我想，我现在能理解一些了。”

彭长宜驾驶着方向盘，在稳稳地超过一辆车后，才心平气和地说：“首先，经济发展是基层最迫切的问题。发展地方经济，恐怕是任何一个基层都想的事，不上级有没有这样任务指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每一个基层的心愿，因为你的一言一行，老百姓都看在里，记在心里，这是基层，特别是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们最迫切、也是最心的工作内容。再有，就是现在时兴搞一票否决制，这个压力也是最大，你想，上面千斤担，乡镇一肩挑，检查天天有，事事能摘帽。我在北城担任政府一把手的时候，就曾经代表区政府就跟市里一年签过23项责任状，哪一项都能将你一票否决了。”

彭长宜摇摇，说：“群关系称不上是最大工作难，最大的难我认为是权小责大。我在乡镇工作的时候，就把这矛盾比喻成小拉大车。”

彭长宜忽然意识到，他不知不觉中，已经掉了舒晴为他设置的“”中了。他特别调：“今天我们的谈话内容，与我本的职位无关。”

舒晴笑着说：“呵呵，受教了。”

“有这么悲观吗？”舒晴问。

彭长宜说：“尽我抵你的研究论题，但其实我们这些基层有着难以言说的苦恼。这苦恼是无论如何不能对外人讲的。我现在比在乡镇的时候好多了，我当乡镇的时候，尝遍了各酸甜苦辣咸。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把自己比喻成地板，什么叫地板，就是最底层的群。在最底层，却肩负着维护一方稳定、发展一方经济的重任，这些基层们的行为，是最而直接地现党的执政能力和形象问题。然而，这又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群，他们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和心压力没有人更多地去关注、去关心。”

“哦，怎么讲？”舒晴对彭长宜的话产生了厚的兴趣。

舒晴问：“依你看，基层最大的工作难现在哪些方面？是群关系吗？”

彭长宜不再那么抵舒晴的论题，他说：“西方有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在现代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的‘钟摆’的角。这一论断对中国而言尤为贴切。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分析世界范围内众多的革命现象时也指，农村主导集团所起的作用实际决定着政府稳定或脆弱的关键所在，我的理解就是一句话：得农村者得天下。”

“说的太对了。”舒晴觉彭长宜不那么抵她了。

彭长宜答：“这可不是悲观，这是客观事实。如果认为这是悲观，那就会蒙蔽我们的双，就会看不到问题的本质。”

彭长宜，接着说：“这是咱们私下里讲，基层，真的是苦恼多于快乐。当年我在基层的时候，总是抱怨上级不理解下级，现在我有幸到了原来上级的位置，也烦他们跟你诉苦，只要你一布置工作，任务先搁在一边，他们先跟你调各的困难，各的苦。时间长了，我也懒得听了，我经常这样说：困难有呗，的确有，我知，因为我也在基层过，殡葬改革期间，黑天半夜，我亲自抬过死人，清理整顿五小的时候，我带着人，蹲坑守候，风餐宿，防止冒烟，甚至遭人暗算，基层工作，能没有困难吗？没有困难要我们这些人嘛？国家天天给你开着工资，就是让你喝茶看报纸吗？还有一，就是山区的好理，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越不好理。”